Translation task two

李霄霞

咖啡馆里的世界公民

欧亨利

午夜时分，咖啡馆里拥挤不堪。不知道为什么我坐的那张小桌子却不为人注目，还有两张空椅子伸展着扶手向涌入的顾客尽显殷勤。

后来，一位世界公民在其中一只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很高兴，因为我认为自亚当以来，还没有过一个真正属于整个世界的公民。我们听说过世界公民，也看过贴着外国标签的行李，但那些是旅游者，不是世界公民。

我恳请你留意这一情景——大理石面的桌子，一排靠墙的皮革软垫的座位，愉快的伴侣，稍加梳妆的女士们，用明显雕琢而细腻的口吻大肆谈论经济，繁荣和艺术。细心而慷慨的侍者，作曲家的音乐灵机一动恰到其风地迎合了所有人，谈笑声混杂——如果你愿意的话，高脚玻璃锥形的维尔茨堡酒倾向你的唇边，就像枝头成熟的樱桃摇晃到强盗鸟嘴般的口中。一位来自莫赫琼克的雕塑家告诉我说，这景象真正是巴黎式的。

我的这位世界公民叫做Ｅ·拉什莫尔·科格兰，明年夏天他将在科尼岛。他对我说，他即将在那儿建立一种新的“诱惑力”，并提供国王式的消遣。然后，他的谈话便随同经纬度的平行线而展开，把巨大的圆圆的世界握在手里，这样说吧，了如指掌而又轻视地，世界只不过是客饭中葡萄酒中的樱桃核般大小。他无礼地谈及赤道，从一块大陆谈到另一块大陆，他嘲笑哪些地区，用餐巾纸公海的巨浪。他的手一挥，说起了海德拉巴的某个集市。噗地一声，他会把你带到拉普兰滑雪。嗖的一下，你就和肯纳卡尔人在基莱卡希基驰骋浪尖。一转眼，他拖着你穿过阿肯色州长满星毛栎的沼泽，让你在艾达荷州碱性平原的牧场上晾一会儿，然后飞快的带你到维也纳大公爵的社会。马上，他又会和你说到有一次在芝加哥的湖上吹凉风得了感冒，在布宜诺斯艾丽斯那位年长的艾斯卡米拉人是怎么用丘丘拉草药热浸剂把他治好的。你该致函“宇宙、太阳系、地球、Ｅ·拉什莫尔·科格兰先生，”一旦寄出，你就放心吧，他一定会收到的。

我确信自己终于发现了自亚当以来的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我听了他的世界级的宏论，生怕从中发现那仅仅是一个环球旅行者的地方口音。但是他的见解却从不浮躁或消沉。不像风和万有引力，他对各大陆，国家和城市都不偏不倚。正当Ｅ·拉什莫尔·科格兰对这小小的星球高谈阔论之际，我高兴地想起了一位差不多算伟大的世界公民来，他为整个世界而写作，把毕生献给了孟买。在一首诗中，他不得不说，地球上的城市之间不免有些骄傲自大与竞争，“靠这城市抚育着人们，让他们来来往往，但仅仅依附于城市的褶皱之中，有如孩子依附于母亲的睡袍一样。”当他们走在“陌生的繁华街道上”，便会记起故乡城镇是“多么忠诚、多么愚笨、多么令人喜爱，让故乡的名字与他的呼吸同在，紧紧相连。”我的兴趣被激发了，因为我发现吉普林先生的疏忽。我现在找到了一个不是尘埃造就的人。他没有吹捧自己的出生地或国家，如果他真是在夸耀，那他是赞美地球，与火星人和月球居民争论。

关于这类问题的解释是从这张桌子的第个三转角处的Ｅ·拉什莫尔·科格兰那突然抛出来的。科格兰正在给我描绘西伯利亚铁路的地形时，管弦乐队开始奏交响乐。结束的曲调是“迪克西”，振奋人心的乐曲加快时，几乎被张张桌子的人们鼓掌声所淹没。

值得用一段来说明纽约市内众多的咖啡馆每天晚上都可见的这种引人入胜的场面。成吨的啤酒被消耗掉，多过需要解释的理论。有人轻率地推测，城里所有的南方人在夜幕降临之际都赶紧上咖啡馆。在北方的城市里如此赞许这种“叛逆”气氛，有点叫人迷惑不解，但并非无法解答。和西班牙的战争中，多年来薄荷和西瓜等农作物的丰收，新奥尔良的跑道上出现几个冷门获胜者，由印地安纳和堪萨斯的居民所组成的“北卡罗来纳社团”举办盛大的宴会已经使南方成了曼哈顿的“时尚”。你修剪指甲暗示着你的左手食指会提醒她你是个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绅士。噢，当然了，不过现在不少女士不得不工作——战争，你是知道的。

正演奏着“迪克西”，一位黑发年轻小伙子从某个地方蹦了出来，一声莫斯比游击队员似的吼叫，疯狂地挥舞着软边帽。他游荡着穿过烟雾，跌坐到我们桌旁的空椅子里，抽出香烟。

到了晚上打破沉默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人向侍者要了三杯维尔茨堡酒，黑发小伙子明白也包括他的一杯在内，便微笑着点点头。我赶忙问他一个问题，因为我要证实我的一种理论。

“你不介意告诉我吧，”我开口道，“你是哪里人……”

Ｅ·拉什莫尔·科格兰的拳头砰一声砸在桌上，把我吓得沉默了。

“对不起，”他说，“那是我最不喜欢听到的问话。一个人来自哪里很重要吗？用邮政地址来判断一个人公平吗？怎么说呢，我见过讨厌威士忌的肯塔基人；不是从波卡洪塔丝传下来的弗吉尼亚人；没有写过一本小说的印第安人；不穿缝口上钉银币丝绒裤的墨西哥人；风趣的英国人，挥霍的北方佬，冷酷的南方人，气量狭小的西方人。纽约人太匆忙，不会花上一小时在街上瞧瞧杂货店的独臂售货员怎样把蔓越莓装进纸袋。让他像个人，不要用任何地域的标签妨碍他。”

“请原谅，”我说，“但我的好奇心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了解南方，当乐队奏起‘迪克西’时，我喜欢观察。我相信那位为对这支乐曲大势喝采、假装对南方忠诚的人一定来自新泽西州的斯考克斯，或者是本市的默里·希尔·吕克昂与哈莱姆河之间。我正要寻问这位绅士来证实我的看法，恰好被你的理论所打断，当然是更大的理论，我必须承认。”

现在那个黑发小伙子对我说，很明显他的思想也是按自己的习惯运行。

“我应该像一株迎春花，”他神秘的说，“长在峡谷的顶端，高唱嘟啦洛--啦洛。”

这显然太朦胧了，因此我又转向科格兰。

“我已经环游世界十二次了，”他说，“我认识一位乌佩那维克的爱斯基摩人，他汇款到辛辛纳提买领带；我看到过一位乌拉圭的牧羊人在巴特克里市的早餐食品谜语竞赛中获了奖；我在埃及的开罗的房间付了房租，在日本的另一个房间付了全年租金；上海的茶馆为我准备了一双拖鞋；在里约热内卢或者西雅图，我不必告诉他们怎样给我煮鸡蛋。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旧世界。吹嘘自己是北方人、南方人有什么意义呢？吹嘘山谷中的旧庄园的房舍、克里夫兰市的欧几里德大街、派克峰、弗吉尼亚的费尔法克斯县或阿飞公寓或者其他任何地方又有什么用呢？当我们摒弃这些愚蠢的观念，即由于我们碰巧出生在某个发霉的城市或者十公顷沼泽地便感到骄傲的时候，这个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你好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公民，”我很钦佩地说。“不过，你似乎也贬低了爱国主义。”

“石器时代的遗迹，”科格兰激烈的宣称，“我们都是兄弟——中国人、英国人、祖鲁人、巴塔哥尼亚人以及住在考河湾的人都是兄弟。终有一天，所有为自己出生的城市、州、地区或国家琐碎的自豪感将被抹去，正如我们理当如此的那样，都成为世界公民。”

“但是当你在陌生的地方游荡时，”我仍坚持道，“难道你的思想不会回归到某个地点——某些亲近的和……”

“没有这样一个地方，”Ｅ·拉什莫尔·科格兰毫不客气地打断我。“这一大块陆地，球状的行星的物质，两极再稍微平坦一些，被称为地球的，就是我的寓所。在国外，我碰到过这个国家的许多被某个地方所束缚的公民。我见过芝加哥人在威尼斯的月夜，坐在平底小船上，吹嘘他们的排水沟。我见过一个被介绍给英格兰国王的南方人，他连眼皮也不眨一下，便把消息传达给了那位独裁者——他母亲那边的一位姑婆，通过婚姻关系，同查尔斯顿的珀金斯家搭上了关系。我知道一个纽约人被几个阿富汗匪徒绑架并索取赎金，等他的人把送钱去，才同代理人一起回到喀布尔。‘阿富汗？’当地人通过翻译对他说。‘啊，不是很慢，你觉得呢？’‘哦，我不知道，’他说。然后他开始告诉他们关于百老汇第六大街的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故事。那样的观点不适合我。我并没有被直径八千英里以外的任何东西所束缚。请记下我，Ｅ·拉什莫尔·科格兰，属于整个世界的地球公民。”

我的世界公民作了个夸张的辞别，离开了我，因为他越过闲谈、透过烟雾看见了某个熟人。因此，只留下想当长春花的侍者和我在一起，他屈尊于维尔茨堡，再也没有能力去声言他在谷顶上唱歌的抱负了。

我坐在那儿，思索着我那明白无误的世界公民，想知道那位诗人怎么没有注意到他。他是我发现的，我相信他。那是什么回事？“靠这些城市抚育着人们，让他们来来往往，但仅仅依附于城市的褶皱之中，有如孩子依附于母亲的睡袍一样。”

而Ｅ·拉什莫尔·科格兰却不是这样。把整个世界作为他的……

我的沉思被咖啡馆另一边传来的大声的吵嚷和争执所打断。从坐着的顾客头顶上望过去，我看见Ｅ·拉什莫尔·科格兰和另一个陌生人正在激烈地打斗。他俩像大力神一样，在桌子之间打来打去，玻璃杯砸碎了，人们抓起帽子来不及离开而被打翻在地，一位微黑女郎尖叫着，另一位金发女郎却开始唱《取笑》。

我的世界公民仍保持着地球的骄傲和名声，这时侍者们用著名的飞速楔形结构插入两个搏斗者之间，把他两个推出了咖啡馆，尽管他们还在抵抗。

我叫住法国使者麦卡锡，问他争执的原因。

“打红领带的那个人”（即我的世界公民），他说，“和另一个人谈起了他的出生地糟糕的人行道和供水时被惹火了。”

“为什么，”我迷惑道，“那人是个世界的公民——世界公民。他……”

“他说他的原籍是缅因州的马托瓦姆基格，”麦卡锡继续道，“他不愿意再忍受别人对其故乡的无理非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