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名人李叔同
送别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斛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淡淡的笛音吹出了离愁，幽美的歌词写出了别绪，听来让人百感交集。它语言精练，感情真挚，意境深邃。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就是李叔同的代表作。
李叔同（1880－1942），祖籍浙江，客居天津。父亲李世珍是名进士，与直隶总督李鸿章同年会试，是挚友。李世珍官任吏部主事，又是天津最大盐商，还兼营银号，家财万贯。李叔同为其三姨太所生。在李叔同5岁那年，他父亲去世了。他是在长兄文熙和母亲教导、关怀下成长的。李叔同7岁就有日诵五百，过目不忘的本领。9岁学篆刻，就在这一年，他看到一个戏班演出，激起他对京剧的兴趣，当李叔同长成青年，他在诗词歌赋、金石书画方面，已经有了广博的知识。
“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他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致，“朴拙圆满，浑若天成”，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一幅字为无尚荣耀。他是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的先驱者。同时，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卓越的艺术造诣，先后培养出了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十一代世祖。他为世人留下了咀嚼不尽的精神财富，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中国绚丽至极归于平淡的典型人物。赵朴初先生评价大师的一生为："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被丰子恺称为“文艺的园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的李叔同，1918年，披剃于杭州虎跑定慧寺，遁入空门。一名曾经纯正而且优秀的艺术家，穿上百衲衣后，从观念到行动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断绝尘缘，超然物外，几乎废弃了所有的艺术专长，耳闻晨钟暮鼓，心修律宗禅理，艺术家的李叔同变成了宗教家的弘一法师。
弘一书法由在俗时的绚烂到脱俗后的平淡，是修心的结果，是大师心灵境界的升华。修身重于修艺，修艺赖于修身，弘一在其一生中，将人生、艺术、禅修，有机自然地统一起来，他的书法在心灵升华的同时亦得到了升华，叶圣陶在谈弘一晚年书法时说：“就全幅看，好比一位温良谦恭的君子，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毫不矜才使气，功夫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这段话道出了弘一书法所臻至的审美境界。这样的欣赏，已经超越了书法的一点一线，而是深入书法的本质──文化观念的价值。
李叔同是一个万事皆认真的人
少年时做公子，像个翩翩公子；中年时做名士，像个名士；做话剧，像个演员；学油画，像个美术家；学钢琴，像个音乐家；办报刊，像个编者；当教员，像个老师；做和尚，像个高僧。李先生何以能够做一样像一样呢？就是因为他做一切事都‘认真地，严肃地，献身地’做的缘故。 ——丰子恺《我的老师李叔同》
弘一法师“做一样，像一样”。 ——夏丏尊
李叔同出家刻苦研究佛学自然是事实，但只要联系到他当初在抵制洋货运动中连宽紧带都不用的认真态度，继而联想到欧阳予倩迟到五分钟而不得一见的事，那么人们就不会奇怪当李叔同在夏丏尊那里看到介绍断食的文章后一步一步按照要求去实行的执着精神，就不会奇怪他在杭州虎跑寺里见到出家人的生活后内心充满兴趣而又一步一步研究佛教直至出家的行为轨迹。这原本就是他性格的必然发展趋势。
上人相貌甚清秀，少时虽锦衣纨绔，风流倜傥，演新剧时好扮旦角，然至民元在杭州为教师时，已完全布衣，不着西装；上唇略留短髭，至近出家年份，下颚亦留一撮黄胡子，及临出家时，则剪几根黄胡子包赠日姬及挚友为纪念品，及既出家，当须发剃光而成沙门相矣。
李叔同是一位注重人格感化的教育家
丰子恺在校期间得到了李叔同的悉心指教，并在绘画、音乐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李叔同并未忘记留给学生更重要的东西，即一颗艺术家的心灵。在李叔同看来，拥有一颗艺术家的心灵，是形成艺术人格力量的首要条件。在李叔同的案头，有一本明代刘宗周所著关于古来贤人嘉言懿行的《人谱》，并且还亲笔在封面上题写了“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他经常对丰子恺说一些书中有关做人与艺术的准则。他把其中“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思讲给丰子恺听，要求他首重人格修养，次重文艺学习，要做一个艺术家，必先做一个好人。他认为一个文艺家若没有“器识”，无论技艺何等精通圆熟，亦不足道。所以他告诫丰子恺：“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为此，丰子恺这样领会：“我那时正热衷于油画和钢琴技术，这一天听了他这番话，心里好比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因为受过李叔同教诲的丰子恺懂得：有艺术的心而没有技术的人，虽然未尝吟诗作画，但其人必有芬芳悱恻之怀，光明磊落之心，而为可敬可爱之人。若反之，有技术而没有艺术的心，则其人不啻一架无情的机械。丰子恺在《我与弘一法师》中说：“因为李先生的人格和学问，统治了我们的感情，折服了我们的心。他从来不骂人，从来不责备人，态度谦恭，同出家后完全一样；然而个个学生真心地怕他，真心地学习他，真心地崇拜他。”丰子恺又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说：“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我敢说：自有学校以来，自有教育以来，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
李叔同对另一位高足刘质平的培养也是首重“器识”，后重“文艺”的。1915年秋，刘质平病休在家，心情苦闷。李叔同则用《论语》一类的古人修养格言来开导他；刘质平留学日本后，李叔同时时写信告诫他为人处事的准则，而当学生生活发生困难时，李叔同更是像父亲一样省吃俭用，及时接济。这就是李叔同的人格，简言之：李叔同的人格力量是崇高德性与非凡才情兼备——渗透着深广爱心、体现着博大胸怀的崇高德性与非凡才情的兼备。
李叔同逸事四则
皈依三宝之前，李叔同曾任教于国民政府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授音乐和美术。与他同校任教的日籍老师，教授图画手工，为人傲慢自负，根本不把自己的中国同行放在眼里，不过唯独对李叔同似乎是敬畏有加。有一次，几名学生找到本田老师，想向他求取几条字幅。不巧的是，本田的办公室中没有备好的笔墨，大家便建议他到李叔同的办公室中去，借用那里的笔墨。没想到，本田对这个提议很是谨慎，开始并不同意，直到有人说李叔同已经出校，暂时不会回来，他才勉强同众人到了李叔同的办公室，但还是专门安排人负责望风，并且一再叮嘱，只要李叔同一回来就马上通知他。大家都感到不可理解，问他为什么。本田一脸严肃的说：“李先生可是个艺术全才，书法、绘画俱佳，音乐也独具造诣，而且连日语都说得那么好，他的办公室我可不感擅入，笔墨更不能擅用了。”虽然他这么说，但学生们却不理解，因为在他们眼里，李叔同一贯温和友善，素来目中无人的本田更不应该这么畏首畏尾啊。本田的字幅才写完，外面忽然传来了喊声－李老师回来了，李老师回来了！本田闻听，慌忙扔下手中的笔，一溜烟地跑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负责望风的那个学生却一脸坏笑地走了进来。原来，李叔同根本没有回来，那个学生只是想开个玩笑。
一天戏剧艺术家欧阳予倩前去拜访李叔同，双方约定的时间是早晨8点。由于距离比较远，而且直到李叔同向来比较守时，欧阳予倩就特意起了个大早，又是承左电车，又是徒步疾行，到达时已是汗湿前襟了。名片递进去一会儿，大门没有开，窗户却开了。李叔同探出身子，脸上没有丝毫表情地说：“我们约定的时间是8点，你迟到了半分钟。现在我已经不方便了，我们改天吧。”说完，还没等欧阳予倩说话，李叔同就关上了窗户。欧阳予倩愣了半天，里面却再也没有什么动静，只好打道回府。
还有一次，学生某宿舍中发生了财物被窃的事情，大家有怀疑对象，但却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负责管理宿舍的舍监非常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找李叔同商量对策。一见面，李叔同先是听了舍监的几句牢骚，而后非常突然地开口问道：“你肯不肯自杀？”舍监被吓了一跳，没敢接口。李叔同继续说道：“你贴出一张告示，劝说那窃贼快来自首，如果对方三日内不来，说明自己这个舍监无能，将一死以殉职。这个办法定可感动人，那定会有自首者……”“可是，如果三日后没有人来自首那我该怎么办？”舍监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你就自杀。君子言必形，行必果，不应该失信于人。”李叔同语气坚决地说着，舍监听得头皮发麻，身上直冒冷气，而李叔同的神情却非常严肃，一点儿没有开玩笑的样子。舍监咬了咬牙，却最终低下了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很惭愧，我不能，我没有那个勇气。”李叔同笑了笑，拍拍舍监的肩膀说：“算了，算了，我没有怪你，我能够理解。”最终，窃贼没有被找出来，而那个舍监就是年轻的夏丐尊。
弘一大师每次吃完稀饭，都要用舌头将碗舔得干干净净，表示爱惜五谷。大师生活中戒绝一切奢靡。在漳州小住时，生活俭朴，用具简陋，床是用两扇木板搭成的。随身行李极为简单，仅有一件单薄棉被，一床粘补破洞的旧蚊帐，一柄破布伞和一叠经书。大师居漳期间，书写了许多墨宝。挥书时，他总是站着亲自磨墨，写多少磨多少，从不浪费。当时施家各族亲友求得的宝贵墨迹有“发心求正觉，忘已济群生”、“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当勤精进，但念无常”等。
关于断食
这一天，夏丏尊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断食的修养方法》的文章。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杰出人物，如释迦、耶稣等都曾实行断食修炼。还说断食可以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又列出了实行断食过程中的种种注意事项和方法，继而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
夏丏尊读了日本杂志上的断食文章后，觉得很有趣，一时兴奋，就把它介绍给李叔同。李叔同不看倒也罢了，可这一看，就被迷住了。在此后两人的闲谈中，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像这样的话，在夏丏尊看来不过是说说罢了，作为一种戏言，随之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可李叔同不然。他是一个凡事都认真的人，虽然无意去做释迦、耶稣那样的圣人，但既然这篇文章中说断食有许多好处，为何不去试试呢？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是这样表白的：“我于日本杂志中，看到有说关于断食的方法的，谓断食可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
李叔同下了决心。但在学校，他没有声张，只是私下里为此作着准备，就连夏丏尊，他也没有告诉。
他断食前后共18天。两个星期后夏丏尊才发现李叔同一副清癯消瘦的模样回来了。直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仁兄是背着自己独自到虎跑去实行断食了。他为此惊异地问：“为什么不告诉我？”李叔同的回答是：“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
关于出家
李叔同的原意只是来试试断食后的感觉，并无其他更多的期望。可他这回亲临寺院，对僧人的生活更加亲近起来。他经常看见有一位出家人从他的窗前轻轻地走过，每至此时，他都会羡慕其与世无争的超凡气象。有时他会向僧人借来佛经看，企图在经书中探觅另一种人生。
李叔同决意出家后，遂将平日所用物品和书籍作品等分赠友人、学生。李叔同在出家前的一天晚上，恭敬地点燃一支红烛，写下了他在俗时的最后一件书法作品。写完后，他当即将毛笔折成两截。翌晨，李叔同即出家为僧。
对于李叔同出家的缘由，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
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
姜丹书听了李叔同这般答语，便也无辞。他觉得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厌世，更非欺世，实在是由于参透了人生，飘然出世，正所谓返璞归真。
丰子恺：“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这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
……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亲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酒量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按照丰子恺的认识，李叔同的出家，完全出于“脚力大”者对人生追求的自然渐进，是一种人格的完满和升华。丰子恺还认为：“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
李叔同在物质、精神生活都满足了之后，要去探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正是有了如此弘志，他才把财产、子孙、名利等视为身外之物，把学术文艺也看成暂时的美景，甚至以为自己的身体也是虚幻的存在。如果不是为了探究人生根本的问题，李叔同没有理由去过苦行僧般的生活。他完全可以依仗自己的名声，借机自树一帜，可在佛门中谋求一个显赫的地位。然而李叔同没有，他既不曾高树法幢，广收徒众，示现大法师的威仪，也不曾发起什么佛教团体；既无佛门中之职衔，也没有党政要人、闻人大亨做他的徒弟、护法。他是那样淡泊，孤云野鹤，一心念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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